３０年前，他是吉林省农安县第１５电影放映队年轻的放映员，一人扛起粗笨的“老长江”电影放映器，赶着毛驴车去各村放电影；３０年后，他是吉林省长春市协众农村电影院线公司经理，负责管理长春市１６６８个行政村的电影放映工作，每年为乡亲们送去２万场公益电影。

    他叫孙友清，一个有着电影梦的农村电影放映员。

    ５８岁的孙友清声音很有穿透力，即使在城里的办公室，他也像是站在田间地头，很远就热情地打招呼，爽朗的笑声带着乡土的真诚和温暖。

    １９７２年，年仅２２岁的孙友清被县里招去当电影放映员。那时他所在的农安县每个乡镇只有一支电影放映队、两名放映员和一架驴车，放映条件很艰苦。但谈起放电影时的热闹情景，孙友清记忆犹新。

    “那时农村没有电，更没有电视，农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属于‘饥渴型’，所以电影很红火。我们去放电影时，老乡们都非常热情，放完一个不让走，放两个也不中，得放仨。哪怕都深更半夜了，也得放完。”放电影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为了给乡亲们带去更多欢乐，电影开演前，孙友清都要演个节目、说段快板活跃气氛。

    乡亲们当时看的都是“硬邦邦的说教片”，政治色彩浓厚。“《青松岭》也好，《战洪图》也好，还是《海港》……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娱乐性影片基本没有。”“那时给农民带来新鲜感的是‘新闻简报’——就是报道国家外交大事的短纪录片。片子到我们手中都时过境迁，有些甚至是过了两年的‘旧闻’，但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因为大伙儿没什么渠道了解国家大事，只能通过电影。所以，尽管节目单调，内容枯燥，大家还是撵着看、跟着看。”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制落实，农民渐渐富起来，但电影放映却遇到难题。生产队解散，没“公家”出钱，宽敞的放映场地也很难找。此外，影片少、内容单一，也让农民群众对电影失去兴趣。

    那时的孙友清已经是农安县电影公司经理。为了保住农村电影放映这块阵地，他曾深夜翻墙跳进县委书记家，为的就是汇报电影放映遇到的困难。在孙友清的努力下，当地政府从财政挤出部分经费用于放电影。孙友清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走乡串村，征求农民意见，农民想看什么放什么。

    “那时农民最大的心愿是致富，所以最喜欢科教片。”孙友清不仅组织了大量种植养殖方面的科教片，还和县里相关部门联系，将电影中的一些内容编成小册子，免费发给农民。为了让科教片真正发挥作用，农安县电影公司甚至购置了两台抛秧机，给农民做示范，推广新技术。在全国农村电影放映一片凋敝的氛围中，农安电影公司艰难地走了过来。

    “农村电影真正的好日子是在最近两年。随着国家农村数字电影工程的开展，电影在农村又成了‘抢手货’。”一谈到数字电影，孙友清格外兴奋。

    ２００７年，长春市成为国家首批农村数字化放映试点地区之一，国家广电总局和吉林省、长春市、各试点县（市）的财政部门共配套投入资金４００多万元，购置了８５套放映设备。长春市成立了协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通过民营企业运作、政府买服务的方式，创新了农村电影放映机制。就在这一年，孙友清被聘为民营长春市协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经理。

    数字电影声光效果好，画面逼真，音响震撼。第一次看到数字电影时，乡亲们发出惊叹：“这才叫电影。演下雨跟真的似的，就是没挨浇。”

    数字电影极大激发了农民看电影的热情。“自打数字电影下乡后，我的手机费一个月增加了２００来元，都是来‘抢电影’的。十里八村、追着撵着电影队的场面重新出现了。”孙友清说。现在，各村屯宣传知识、发布政令也赶在电影放映的时候，因为这时村里人最全。电影放映员更成了“香饽饽”。“老乡对我们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时候还热情，两个村支书为了抢电影队差点打起来。”

    如今，孙友清和协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承担着为长春市１６６８个行政村、吉林省６４个县级以上广场的放映任务。电影内容更丰富了，孙友清实行了“点片制”，从商业大片到科教电影，想看什么就放什么；从国营电影公司到民营电影院线，孙友清的经营理念更现代了，与很多大企业合作放映贴片广告。“以前放电影就是放电影，现在我们讲服务理念、经营理念，放电影不仅要讲社会效益，还要创造经济效益，增加企业后劲。”

    孙友清与电影结缘３６年。因为电影，他先后获得“长春市劳动模范”“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对于个人的坎坷经历，孙友清始终付之一笑：“一个人的沟沟坎坎无非是一个时期的必然经历。”而对于农村电影的曲折历程，孙友清感慨最大的是“农民文化权益”的提出。改革开放３０年，从最初农民自己掏钱看电影，到现在国家补贴、农民免费看电影，农民的文化生活开始得到保障。

　　“十一五”期间，国家每年拿出５亿元投入农村数字电影，２００８年又决定增加４亿元。“农村电影的春天真的来了。真想甩开膀子，再大干３０年。”５８岁的孙友清充满豪情地说。

（ 来源：新华网  作者：郎秋红、常亦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