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平衡点往往就是政策的出发点。资深媒体观察人士、《决策》杂志社副总编辑张道刚认为，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两大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天平如何保持平衡，是粮价问题最重要的症结之一。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终究能在改革中解决。

　　粮价涨落谁来定夺

　　“我觉得粮食价格再涨一点，我能承受。”张小姐说。

　　“你当然能够承受，因为你很少在家做饭。10公斤大米，你能吃两三个月。但是，那些中低收入者，他们一天三餐都离不开这些粮食。”张小姐的同事这样反驳她对粮食的看法。

　　这是一场发生在办公室内关于粮价的小小争论。根据记者进行的一项针对粮食价格的随机调查发现，的确存在着一个“粮价弱敏感”群体，这个群体大致由两部分人构成：一种是类似于张小姐这样的较高收入群体，而另外一部分则由那些同情农民的人群构成。

　　一位广告公司的职员告诉记者，他一个月收入3000元左右，而且各项开支压力不小，但他觉得粮价适当涨一点，不会对他的生活质量造成根本影响，但能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从长远来看，反而有利于稳定粮价。

　　慎提“平抑粮价”的信号

　　资深媒体观察人士、《决策》杂志社副总编辑张道刚认为，粮价的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问题。地位不同、收入不同、背景不同的人们对粮价均会持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根本性的，粮食的充足供应是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粮食与石油一样，均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物资。因此，粮价的走势之中，势必有复杂的战略性考量与平衡之道。

　　在张道刚看来，在最近一轮的粮价上涨过程中，政府态度与1990年代初的那轮粮价上涨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平抑粮价”不再被政府主管部门挂在口头上。政府慎提“平抑粮价”透露出一大重要的信号，即政府开始注重发挥市场因素对粮价的影响，让农民从粮价的上涨中获得收益。而这一转变过程的更深层次理念在于，我国正在逐步步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在于中央及地方财政直接启动了对粮食的直接补贴。

　　但是，目前对于粮价问题的主要批评也集中于粮价的市场化程度，有不少专家呼吁放开粮价，部分专家甚至认为，尽管政府最近几年没有直接提“平抑粮价”，但粮价仍被压低在一个相对低位上，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一种对粮食供应的长远稳定不利的做法，因为粮价低位运行会导致土地抛荒。更有专家建议，国家应当放开粮食出口，让农民从国际粮价的上涨中获利。

　　不过，在张道刚看来，粮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粮价既是一种居民必需的消费品，又是一种战略性物资。从前者属性来看，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其价格走势，而从后者属性来看，又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因此，在是否放开粮价的问题上，政府需要有高超的平衡技巧。

　　“隐性平衡”的制度安排

　　除了在开放与控制之间寻求“度”的平衡之外，粮价背后存在着一个更深层次也更为隐性的利益平衡问题。

　　在张道刚看来，有两类人是粮价敏感人群：一类是农民，粮价涨落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另一类是城镇中低收入人群，食品支出在这类人群的消费开支中所占比重很高。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逻辑怪圈：受粮价上涨冲击较小的人群，反而粮食购买量低，在粮价上涨中的损失程度也较小；而那些中低收入者，从收入水平来看，受粮价上涨的冲击较大，而他们的粮食购买量也较大，这又放大了粮价上涨对其生活水平的冲击。从这一角度来看，粮价的相对低位运行，对稳定中低收入者的社会情绪至关重要。

　　但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两类粮价敏感人群均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粮价的问题牵涉到数目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切身利益，并且，其核心难题在于，两类中低收入人群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过去，在粮价上涨时祭出“平抑粮价”的招数，其实是在以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来补贴另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存在其欠缺之处。

　　粮食直补制度的启动以及粮价的有限开放表明，政府开始在平衡两大中低收入群体上进行更加积极的操作。张道刚认为，下一步需要政府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来介入粮价的利益博弈之中，一方面，继续加大对粮食的直接补贴力度，刺激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样就可以保证粮食的稳定供应，在这种稳定供应的基础上探索放开粮价，这样，粮价就会维持相对平稳，不至于对社会造成过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启动对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在粮食消费上的专项补贴，目前国内已经有部分城市政府在去年以来的一轮食品价格上涨中率先启动了对中低收入人群的食品消费专项补助，这种做法可以向更大范围推广，从而减缓粮价上涨对城镇中低收入者的冲击。

　　政府同时对两类中低收入者进行补贴，就不会让粮价问题直接冲击社会稳定，这一“缓冲带”的设立，是从根本上解决粮价问题与粮食供给问题的必要前提。

（ 来源：新安晚报  作者：胡旭 ）